说起史颂民教授，熟悉她的人会在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立在手术台前飞针走线的身影，或者是一张瘦瘦的、戴着眼镜的笑脸。
今年67岁的史颂民，是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同时，她还以医疗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30多年唇腭裂患者的免费救助活动，被无数兔唇宝宝亲切地称为“外婆”。很少人会立刻想到，在医生的身份之外，她还是一位母亲。
“男性不用经历怀孕哺乳，女性必须经历，就得一直操心。”史颂民觉得，身为女性，当医生最大的挑战之一，可能是来自怀中孩子的依赖。
当医生成为母亲
高中时因为长辈的建议，史颂民毕业后就进了医学院学习。
医学院里，史颂民曾和要好的女同学讨论，“以后找对象可不能找学医的，不然家里就没人管了。”
医生挺忙的，除了工作日上班，一周总还有一两天要值夜班。节假日也从来不会有完整的，因为有急诊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到。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做手术是史颂民的日常。
（▲手术中的史颂民）
每次手术前一晚，史颂民必须看书，考虑第二天怎么下刀，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要怎么处理。做整形医生，病人的要求是无尽的，从头到脚一整套的手术都要会做。做手术不但不能有差错，还必须获得病人的满意。史颂民觉得，病人对医生是有信任的。医生要去了解病人，和病人换位思考：万一自己生病了，遇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医生，是什么心情。
抱着这样的想法，史颂民一直坚持在临床工作的岗位上。
26岁时，史颂民当了妈妈。
不可避免地，生活的压力一下就大了起来。
每天早上，史颂民把女儿放在后座上，自己蹬着自行车送完孩子上学再赶去上班；晚上，经常是一台手术做完了，史颂民才有时间赶去学校。
好几次，史颂民都忙得忘了去接女儿。
接完孩子回家，她还要打扫卫生、买菜烧饭......没办法，当时父母没有退休、丈夫工作也忙，史颂民只能一边迎接着一台台复杂的整形手术和不断的考试晋升，一边还要面对家里的鸡毛蒜皮。
这些都还不算什么，史颂民那时最怕的就是学校放假。
医院不能带孩子上班，史颂民只能把女儿一个人锁在家里。
可想而知，一个年轻母亲的心里会有多担心。
史颂民说：“我现在想想，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后来，医院为职工办了几期小孩托管班，孩子假期时有了去处，史颂民的心才放宽了一点。
大人们常常会问孩子：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每次史颂民的女儿被问到这个问题，一定会首先回答：“反正我不当医生。”
看着女儿稚嫩的脸上斩钉截铁的表情，史颂民心里觉得很亏欠，她知道女儿是想让妈妈多陪陪自己。
她只能自己再辛苦一点，一面努力照顾好女儿的生活起居、督促女儿学习，一面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
（▲史颂民一家三口）
尽己所能，坚持30年
在这样家庭工作两头烧的状态中，史颂民却还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唇腭裂救助的公益活动。而且她也没想到，这一做，就是三十年。
年，35岁的史颂民作为志愿者，第一次医院举行的免费唇腭裂修复手术活动。
看到那些在手术室里从早站到晚、对所有病人都一视同仁的医生，史颂民的心里很触动。于是，史颂民开始利用周末和假期，免费为贫困家庭的唇腭裂孩子做修复手术。
在唇腭裂孩子的家庭里，妈妈总是比其他人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
在活动术前筛选的环节，史颂民会问这些孩子的妈妈，怀孕时候有没有感冒、吃药、不舒服的地方。但总是有人说：我肯定是怀孕的时候用了剪刀、我怀孕的时候跨了一个沟......所以我的孩子嘴巴是裂开的。
这些原因我们现在听起来会感觉很荒谬，但当时那些妈妈，就是这样近乎固执地把孩子缺陷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虽然目前为止，唇腭裂的发病原因并不明确。
史颂民曾经看到身怀六甲的妈妈带着一个唇腭裂孩子来做手术。史颂民委婉地问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否做过产检，那个妈妈只是说：“我不相信自己怀不到好的孩子。”
第二年活动，史颂民又看到了这个妈妈。她带着第一个孩子来做腭裂手术，怀里还抱着一个唇腭裂的孩子，正是去年她肚里的那个。
同样身为妈妈，史颂民感受到了她的无助，同时也察觉到了自己作为医生的无奈。很多时候，即使妈妈做了产前检查，但往往发现孩子已经比较大了，也不可能去做引产。
对于史颂民来说，她只能尽力做好每一次的手术，身体力行地传播、普及唇腭裂治疗的知识和技术。
（▲史颂民和唇腭裂患者）
年前，史颂民利用周末和假期参加救助活动。
年开始，她干脆办理了提前退休，医院月入几万的整形外科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
女儿心中的“分妈妈”
史颂民的女儿名叫芳园，电话那头的她说：“虽然非常理解妈妈做公益，但私心也希望她能多照顾一点自己的身体。”
芳园曾劝母亲不要出差了，“自己身体不太好，也要注意一下。”
每次史颂民在外面做活动的时候，芳园问她条件怎么样，她总是说：还行、还可以。
在西藏昌都边吸氧边做手术、在新疆喀什从早上8点站到晚上12点一天连做11台手术.....这些事，史颂民一般不告诉女儿和家人。
每次出差，史颂民只会发
